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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勘矿权
矿业权流转制度
2019-05-19301
 

矿业权流转制度

按照我国《矿产资源法》的规定, 矿业权的取得一为设定取得, 二为通过转让取得。其中, 矿业权的设定也称为矿业权的出让, 是指国家作为矿产资源所有者将探矿权和采矿权有偿出让给探矿者和采矿者;矿业权的转让是指已经取得探矿权和采矿权的主体在符合法定条件后, 将上述两种权利转让给其他符合条件的矿业权人 (孟菲菲, 2007) 。矿业权的出让是矿业权进入市场的第一步, 为矿业权流转的一级市场;矿业权的转让为矿业权流转的二级市场。按照上述和相关法律规定, 我们可以理解为矿业权流转制度包括出让、转让、抵押、出租、继承等经济行为和事实行为。狭义上的矿业权流转仅包括矿业权的二级转让市场, 而广义上的矿业权流转除了包括矿业权二级转让市场外, 还包括一级出让市场。本文所讨论的矿业权流转采取的是狭义上的概念, 仅探讨二级转让市场。目前, 法律法规严格限制矿业权的流转。《矿产资源法》规定:探矿权人在完成规定的最低投入后, 经依法批准, 可以转让探矿权;取得采矿权的矿山企业, 因合并、分立、合作、破产, 经依法批准, 可以转让采矿权;违法将探矿权、采矿权倒卖牟利的, 吊销许可证,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仅从这些规定, 不从整个矿权制度来看, 当然可以认为即使符合法定条件和范围的矿业权流转, 仍要经过相应行政机关的批准, 否则可给予严重的行政处罚。由此而言, 目前的法律规定基本上是禁止矿业权自由流转。于是, 学术界责怪这种法律制度的安排:“第一, 明确规定探矿权、采矿权可以流转是正确的, 但囿于当时立法者观念的限制, 权利的流转被人为地附加了许多限制性条件, 这不仅与探矿权、采矿权的民事财产权利属性不符, 而且给实践中探矿权、采矿权的流转形成障碍;第二,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拥有财产权属性的矿业权必然要反映出商品性特征, 需要通过一般性市场流通来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 (李庆保、孙豁然, 2008) 学术界责怪此种法律制度缺乏依据, 原因很明确。 (1) 矿业权并不是单一的财产权属性权利。探矿权、采矿权在很大程度上是公法调整, 不全在私法范畴。《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第3条明确规定:探矿权是在依法取得的探矿许可证规定范围内勘查矿产资源的权利;采矿权是指在依法取得的采矿许可证规定范围内, 开采矿产资源和获得矿产品的权利。所以, 矿业权应是财产权、行政特许授权、开发行为权等复杂的权利复合体。在这个复合体中, “经依法批准并取得许可证”是针对特定的具有法定资质的特殊主体而赋予的身份资格, 其行政强制性特点决定了该主体资格不能转让。严格限制的行政性与自由流转的市场性发生冲突, 是因为必须严格限制与应当自由流转的对象完全不同, 应当自由流转的对象应是单一财产性的矿产权。《矿产资源法》严格限制探矿权与采矿权转让的科学性就缘于两点:合法与合理。《行政许可法》第9条关于“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不得转让”的规定, 就是严格限制的法律依据, 因为行政许可是政府行为, 不得作为私人权利转让牟利;如果允许自由转让则会脱离行政管制和监督, 那么, 矿难、矿业生态环境破坏、矿产资源的无序开发和浪费等就随之而来 (康纪田, 2008) 。 (2) 我国有矿产权流转制度弥补矿业权流转市场的先天性缺陷。矿产权与严格限制的矿业权相比, 最大的特点在于:矿产权是确定矿产归属的权利, 而且只是财产性权利。它本身的特点决定了矿产权可以作为自由流通的权利, 受民法调整, 是完全的私权。此外, 矿业权流转要受到严格的行政审批, 而矿产权却不如此。既然主体是想取得矿产资源, 而不是倒卖矿业权牟利, 那么矿产权流转制度完全可以实现他的愿望, 他可以从矿业权人手中购买, 也可以在矿产权流转二级市场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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